九月中，秋高氣爽。

　　一支由數百艘大小船只組成的船隊，自通州碼頭啟航，滿載著新編的“南下先遣宣慰使團”官兵、文吏、印制的文告，以及部分精銳護衛，沿著大運河南下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陸路亦有數支輕騎小隊，攜帶著同樣的文書，從河南、山東等方向，分道進入湖廣、南直隸邊境。

　　這支隊伍的總管是閻狼，但他接到的核心指令并非攻城略地，而是“傳檄定人心，察情辨忠奸，為大軍南下開道”。

　　船頭桅桿上，玄色“閻”字大旗與另一面“宣慰安民”的旗幟并列飄揚。

　　與其說是征討，不如說更像一場規模浩大的政治巡游。

　　船行不數日，便進入山東、南直隸交界水域。

　　沿途城鎮碼頭，凡是稍具規模之處，船隊便會停靠，派遣文吏登岸，在當地最醒目的城樓、市集、渡口，張貼蓋有“總攝國政廳”大印的《安民徙豪令》全文，并安排嗓門洪亮、通曉南北方言的士兵，反復宣讀講解。

　　文告內容清晰，措辭直白，與以往官樣文章截然不同。

　　“只懲首惡：凡執迷不悟，糾集武裝，抗拒黑袍，或曾為前明死黨，戕害義士者，定為首惡，嚴懲不貸，家產盡沒。”

　　“徙遷豪右：為均平天下，抑制兼并，凡田產、資財逾制之豪強富戶，需徙遷北地，授田安置，同為編戶，其原有田產，依《均田令》重新分配于無地、少地之貧苦農民。”

　　“各安其業：除上述首惡、豪右外，其余士、農、工、商，但能安分守己，勤力本業，概不追究，一體保護，市廛照常，農耕不誤。”

　　“新田新賦：俟地方平定，即行清丈田畝，推行《均田令》，計口授田，永為世業，廢除一切前明苛捐雜稅、加征加派，田賦從輕，商稅簡約。”

　　文告最后，敦促各地官員、士紳、百姓“順天應人，勿附逆頑”，并承諾對新朝治下之民“視同一體，共享太平”。

　　這些文告，如同投入滾油的冰塊，瞬間在南方尚未被兵鋒直接觸及的社會各階層中，激起了劇烈、復雜、截然不同的反應。

　　淮安府，清江浦。

　　這里是大運河漕運樞紐，駐有重兵。

　　參將府內，氣氛凝重。

　　參將劉顯，一個四十多歲、面龐黝黑、身材精悍的將領，將一份剛剛送到的《安民徙豪令》抄件重重拍在桌上。

　　他面前坐著幾名心腹千總、把總。

　　“都看過了？說說，怎么辦？”

　　劉顯聲音低沉，帶著壓抑的焦躁。

　　一名千總憤然。

　　“將軍，這簡直是逼人造反，‘徙遷豪右’？江淮之地，哪個將校家里沒點田產？哪個不與本地大戶有些往來？他閻赴這是要把咱們的根子都刨了。”

　　“咱們吃著大明的糧，守著大明的城，難道真要向這幫反賊低頭，眼睜睜看著他們把咱們的親朋故舊、鄉里宗族往北邊攆？”

　　另一名年紀稍長、處事圓滑的把總卻捻著胡須。

　　“王千總，稍安勿躁，文告里也說了，‘只懲首惡’，咱們......咱們算首惡嗎？咱們一沒主動去打黑袍軍，二沒旗幟鮮明地擁立哪個藩王跟京師對著干。”

　　“至于田產......或許，或許可以設法隱匿、分散一些？況且，文告也說了，保護安分守己的士農工商，咱們手下的兵，多數也是本地子弟，他們的家人大多不是豪右，這《均田令》......對普通軍戶，未必是壞事。”

　　“不是壞事？”

　　王千總瞪眼。

　　“分了豪強的田，那些泥腿子是高興了，可誰給咱們‘孝敬’？斷了糧餉之外的進項，光靠那點死俸祿，夠干什么？再說，咱們今日能坐視豪強被遷，明日他閻赴要是覺得咱們這些帶兵的也是‘地方勢力’，也要‘徙遷’或者裁撤，又當如何？”

　　劉顯聽著部下爭論，眉頭緊鎖。

　　他何嘗不糾結？

　　忠君？君在何處？

　　皇帝生死不明，南京那邊幾個文官吵吵嚷嚷要立藩王，卻連個能服眾的人選都定不下來。

　　自保？手底下幾千人馬，糧餉日漸艱難，真能擋住挾大勝之威、又拋出這等“惠及貧民”政策收買人心的黑袍軍嗎？

　　他想起近日軍中已有士卒私下議論《均田令》，眼神閃爍。

　　更想起城內一些與他有舊的士紳，已經悄悄派人來打聽口風，言語間滿是恐慌，有的甚至暗示“若能保全，愿以重金酬謝”，也有的強硬派攛掇他“聯兵自守”。

　　“報。”

　　親兵進來。

　　“將軍，山陽縣張舉人、王員外等幾位，在花廳求見，說有要事相商。”

　　劉顯知道，這是本地有頭臉的豪強坐不住了，來探他的態度，或許還想讓他出頭。

　　他揮揮手，對心腹們道。

　　“今日先議到這里，文告之事，嚴禁軍中妄議，違令者軍法從事，至于如何應對......看看風色再說。”

　　“沒有我的將令，一兵一卒不得擅動，但也需加強戒備，以防不測。”

　　他沒有給出明確答案，但“看看風色”和“以防不測”本身，就說明他內心的天平，已經在忠君與存續之間，劇烈搖擺，傾向于后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