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誰？”
“趙建國那個在海外讀書的孫子，趙曉飛。”鄭明遠說，“陳國豪給了他一張卡，具體金額還沒查到，但監(jiān)控拍到了。”
高陽握緊了手機：“趙曉飛回國了？”
“沒有，是陳國豪過境給的。但不這說明，趙家在海外的關系網(wǎng)還在活動。”鄭明遠頓了頓，“高陽，這事越來越深了。我可能……得去一趟北京。”
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“穩(wěn)住青州。”鄭明遠說，“不管外面刮什么風，青州的轉型不能停。這是根本。”
掛了電話，高陽在河邊站了很久。河水靜靜地流，帶著初春的涼意。遠處，青州鋼鐵改造工地的塔吊亮著燈，像夜空中堅定的星。
周二上午，高陽召集了金融辦、財政局和幾家銀行，專題研究“紡織記憶館”的資金問題。會開得不順——創(chuàng)意雖好，但抵押物不足，現(xiàn)金流預測也不明朗，銀行風控過不了。
“高書記，不是我們不支持。”工行的行長很為難，“實在是這種項目……回報周期太長，風險太大。”
“如果市財政貼息呢？”高陽問。
“那也只能解決一部分。”建行的副行長說，“關鍵是，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市場波動大，今天火了，明天可能就涼了。銀行的錢，還是要看實實在在的資產(chǎn)。”
會議陷入僵局。高陽看著桌上一份份謹慎的評估報告，忽然想起周明給的那張照片。1982年，青鋼一號爐點火，那時候誰又能想到今天？
“這樣吧。”他開口，“市里出面，成立一個‘文旅發(fā)展基金’，財政先注資一千萬，再向社會募集。記憶館作為基金第一個項目，虧了，市里承擔主要損失；賺了，收益大家分。銀行如果愿意，可以以理財產(chǎn)品的方式參與。”
這個方案讓在場的人都怔了怔。財政局長老錢小聲提醒：“高書記，這需要上常委會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高陽說，“今天先通氣，明天我上會說明。但我要各位表個態(tài)——如果方案通過，你們跟不跟？”
幾位行長交換了眼神。工行行長先開口：“如果風控方案完善，我們跟。”
“我們也跟。”
“跟。”
散會后，高陽沒急著走。他讓秘書泡了杯濃茶，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里。窗外的梧桐樹上，鳥兒嘰嘰喳喳，吵得熱鬧。
手機震動，是林靜發(fā)來的照片——兒子小遠在實習單位獲獎了，捧著一張獎狀，笑得有些靦腆。照片下面有一行字：“他說想好了，還是想回來考公務員。說青州在變，他也想?yún)⑴c。”
高陽看了很久，回復：“告訴他，歡迎回家。”
茶涼了。他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遠處的工地上，打樁機發(fā)出沉悶的撞擊聲，咚，咚，咚，像這座城市重新跳動的心臟。
轉型的路還長，還難。但至少，越來越多人愿意相信，愿意跟著走。
周五的常委會，討論異常激烈。
文旅發(fā)展基金的方案像塊石頭，投進了原本平靜的水面。會議室里煙霧繚繞——雖然早就禁煙了，但幾個老常委思考時還是習慣性摸煙盒，在手里轉著，不點燃。
“財政拿一千萬，不是小數(shù)。”常務副市長老錢第一個開口，“今年民生支出的壓力本來就大，教育、醫(yī)療都在等錢。這筆錢投下去，萬一文創(chuàng)項目不成功，怎么跟老百姓交代？”
高陽翻開面前的文件夾：“這是紡織廠的詳細方案。記憶館只是切入點，后面還有系列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開發(fā)、非遺工坊、研學路線。我們請省里的專家做過測算，如果運營得當，三年內能實現(xiàn)收支平衡，五年能帶動周邊就業(yè)至少五百人。”
“測算歸測算，現(xiàn)實是現(xiàn)實。”分管工業(yè)的副市長老陳接過話頭，“高書記，我不是潑冷水。但紡織廠的情況我清楚，設備老、觀念舊，工人平均年齡四十八歲。讓他們轉型做文創(chuàng)，難度不比造火箭小。”
“正因為難，才需要支持。”高陽平靜地說，“如果都容易，還要我們這些領導干部做什么？”
會議室安靜了幾秒。
“我支持。”說話的是紀委書記鄭明遠——雖然他主要管紀檢，但作為常委也要表態(tài)，“轉型不是做算術題，不能光算經(jīng)濟賬。紡織廠兩千多工人，背后是兩千多個家庭。如果簡單關停，這些人去哪里？社會的賬、人心的賬，都得算。”
這話點到了要害。幾個原本想反對的常委，不說話了。
“這樣吧。”高陽環(huán)視一圈，“方案先試行。財政出一千萬，但分兩期撥付。第一期五百萬，用于記憶館建設和老工人培訓。半年后評估，如果進展順利，再撥第二期。如果不行，及時止損。”
這是個折中的辦法。常委會最終表決，七票贊成，三票棄權，一票反對——反對的是老錢，他堅持認為錢應該用在更穩(wěn)妥的地方。
散會后，鄭明遠跟著高陽進了辦公室。
“北京那邊，有進展了。”他關上門，聲音壓得很低，“陳國豪背后的人，基本鎖定了。是個在港澳和內地都有生意的商人，叫方文濤。這個人……不簡單。”
“怎么個不簡單法？”
“九十年代起家，最早做貿易，后來涉足地產(chǎn)、金融。和很多地方的領導都‘關系不錯’。”鄭明遠從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材料，只有兩頁紙，“這是初步情況。更詳細的，中紀委正在梳理。”
高陽快速瀏覽。材料里沒有確鑿證據(jù)，只有一些資金往來的線索，但指向性很明顯。
“趙建國、周建軍，都和他有過交集。”鄭明遠指著其中一行，“特別是周建軍秘書失蹤前，最后一通電話，打的就是方文濤一個助理的手機。”
“人在哪兒？”
“大部分時間在香港，偶爾來深圳。”鄭明遠收起材料，“中紀委已經(jīng)通過外交渠道，和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了聯(lián)合工作機制。但需要時間，也需要……契機。”
高陽明白“契機”的意思。這種級別的調查，沒有確鑿證據(jù)，動不了。
“青州這邊呢？”鄭明遠問，“紡織廠的事，你真打算硬推？”
“不是硬推，是必須推。”高陽走到窗前，“老陳說得對，工人年齡大，轉型難。可正因為難，才不能放棄。放棄了，他們這輩子就真的沒希望了。”
窗外，市委大院里的玉蘭花開了，白得像雪。
“明遠，你還記得我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嗎？”高陽忽然說，“九十年代初，國企改革，多少工人下崗。我父親那時候在機械廠，四十多歲，一夜之間沒了工作。他在家悶了三個月，后來去菜市場擺攤，冬天手凍得裂口子，回家還笑，說今天多賣了五塊錢。”
鄭明遠沉默。他父親也是那個年代過來的。
“那時候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當了領導，絕不輕易讓一個工人沒路走。”高陽轉身，“現(xiàn)在機會來了。紡織廠的改造，可能是他們最后的機會。我必須抓住。”
鄭明遠看了他一會兒，點點頭：“需要我做什么，盡管說。”
“保護好自已。”高陽認真地說，“你那邊水更深。方文濤這種人，手段不會干凈。”
“放心。”鄭明遠笑了笑，笑容里有種銳利的東西，“我干了二十年紀檢，什么人沒見過。”
他離開后，高陽給紡織廠孫廠長打了個電話。
“方案通過了，第一期五百萬，下周到位。”
電話那頭，孫廠長的聲音有些發(fā)顫：“高書記……謝謝。工人們要是知道……”
“先別急著謝。”高陽說，“錢有了，但事情才剛剛開始。老工人培訓的事，安排得怎么樣了？”
“正在聯(lián)系美院和設計公司。但有些老師傅……不太愿意學新東西。”
“那就從最感興趣的入手。”高陽說，“我記得上次去，有個老師傅會畫花樣？能不能請他把那些老花樣重新畫出來，做成畫冊？先讓他做熟悉的事，再慢慢引導。”
“這個辦法好！”孫廠長興奮起來，“我這就去安排。”
掛了電話，高陽看了看日程表。下午要去省里參加一個轉型工作交流會，晚上才能回來。他讓秘書把紡織廠的方案再細化，特別是培訓計劃和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開發(fā)的時間表。
車剛上高速，李明打來電話，語氣焦急：“高書記，誠信化工廠出事了！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改造施工隊今天進場，拆舊設備的時候，有幾個老工人攔著不讓拆，說那是廠里的‘功勛設備’，拆了就沒魂了。雙方僵持住了，施工隊報了警，警察去了也不敢動……”
高陽心里一沉：“現(xiàn)場有多少人？”
“二十幾個老工人，加上看熱鬧的，上百人了。媒體也去了。”
“我馬上掉頭回去。”
“可是省里的會……”
“請假。”高陽對司機說，“掉頭，回青州。”
車在高速上下個出口掉頭，一路疾馳。高陽在車上打了幾個電話——先給省里會議的主辦方請假，再給公安局長打電話，叮囑務必保持克制，絕對不能發(fā)生沖突。
趕到誠信化工廠時，已經(jīng)是下午兩點。廠區(qū)空地上，十幾個頭發(fā)花白的工人手拉手圍著一臺老舊的反應釜。反應釜上掛著紅綢子，貼著一張紙，寫著“功勛設備，1988-2023”。
施工隊的挖掘機停在旁邊，司機無奈地坐在駕駛室里抽煙。警察在周圍拉起了警戒線，但沒往里進。幾個記者舉著攝像機，正在拍攝。
高陽下車，徑直走向人群。
“高書記來了！”有人喊了一聲。
工人們齊刷刷看向他，眼神里有激動，有委屈，也有戒備。
“老師傅們，我是高陽。”他在離人群三米處站定，“能不能跟我說說，怎么回事？”
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工人走出來，他腰板挺直，但手在抖。
“高書記，這臺反應釜，是廠里第一臺國產(chǎn)設備，1988年進的廠。”老工人聲音洪亮，“我們用它生產(chǎn)出青州第一批合格的農藥，解決了當時棉鈴蟲災的大問題！它是廠子的功臣，不能就這么當廢鐵賣了！”
“對！不能賣！”
“這是我們的命根子！”
工人們激動起來。
高陽等他們安靜些，才開口：“老師傅，您貴姓？”
“姓周，周大年。”
“周師傅，您在這廠里干了多少年？”
“四十五年。”周大年挺起胸膛，“從學徒干到車間主任，到退休。這臺設備，我操作了二十年。”
“那您肯定最了解它。”高陽走近一步，伸手摸了摸反應釜冰涼的殼體，“它確實有功，為青州農業(yè)立過功。但周師傅，您告訴我，它現(xiàn)在還能用嗎？”
周大年張了張嘴，沒說出話。
“去年檢修，它的焊縫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裂紋，壓力容器檢測不合格，必須淘汰。”高陽的聲音很平和，“如果繼續(xù)用，萬一出事，傷害的是現(xiàn)在還在廠里干活的年輕人。您忍心嗎？”
老工人眼圈紅了。
“我知道您舍不得。”高陽繼續(xù)說，“就像老兵舍不得老槍。但時代在變，設備也要更新。這臺反應釜退休了，但它的精神不會退休。”
他轉身，對在場的工人們說：“我有一個提議——這臺設備不賣，我們把它搬到即將建成的‘青州工業(yè)記憶廣場’，作為永久陳列。旁邊立塊碑，刻上它的故事，刻上周師傅你們這些操作過它的老師傅的名字。讓每一個來參觀的人都知道，青州的工業(yè)是怎么起步的，老一輩工人是怎么奮斗的。”
人群安靜了。周大年看著他，嘴唇顫動。
“您覺得行嗎？”高陽問。
老工人用力點頭，眼淚掉下來：“行！行！這樣好！這樣它就能一直在了……”
其他工人也松開了手。有人開始抹眼睛。
高陽對施工隊長說：“設備拆除的時候，請周師傅他們現(xiàn)場指導，保證完好無損。拆除費用，從記憶廣場的預算里出。”
一場風波，就這樣化解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李明感慨：“高書記，還是您有辦法。”
“不是我有辦法，是將心比心。”高陽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田野，“工人們要的，其實很簡單——尊重。對他們青春的尊重，對他們貢獻的尊重。”
車駛入市區(qū)時，天已經(jīng)暗了。街燈次第亮起，商場櫥窗里的模特穿著春裝，奶茶店門口排著年輕人。
手機震動，是林靜發(fā)來的消息：“兒子今晚的火車回來，我去接。你幾點到家？”
高陽回復：“很快。買條魚，兒子愛吃。”
車轉過街角，市委大院出現(xiàn)在前方。大門口那盞燈，亮得溫暖。
高陽忽然想起父親生前常說的一句話：“當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。”
雖然質樸，卻是真理。